温州花席载誉中外，遐迩闻名。你可知道，那千丝万缕纤纤细草所编织成的精美图案上，凝结了一代志士抵御外侮、振兴中华的全部心血和至诚报国的一片苦心?它的创始人就是后来的中共温州独立支部领导成员――郑恻尘。

本世纪初，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魔爪早已伸向温州，日本机织花席源源不断地涌进国内市场，传统的温州草席的销路顿时一落千丈，致使财源外流，工人失业，草席手工业濒临破产的萧条局面。郑恻尘为此寝食不安，决心试制物美价廉国产机织花席以抵制日货。他卖掉田产，筹集资金，刻苦钻研，虚心求教，历时三载，终于制成高质量的纱经草纬软席和新的印花染色工艺，并自绘花虫鸟兽和人物风景，移印于草席上，新颖艳丽，远远超过日本货。同时还在温州推广种植细草，解决原料问题。然后他邀人合伙开办“中一花席 厂”，自任总技师，最盛时工人达一千五百人左右，成为当地最大的工厂。中一厂的产品不但销到上海、北京等地，还远销南洋群岛，受到国内外一致欢迎。从此市面上再也看不到日本花席了。有人劝他申请专利，他决然道:“我制花席，根本不是为自己发财，目的在于利国利民，挽回利权。……欢迎他人来办席厂，在技术方面，我愿意给予帮助。”果然，不久温州又办起了“振兴”等好几家席厂。

由于军阀混战，交通阻塞等原因，不久花席滞销，工厂也难于支撑。办实业真能救国吗?面对着连年内战，满目疮痍，列强侵略，民不聊生的现状，郑恻尘产生了怀疑和动摇。这时，他的同乡好友谢文锦、胡公冕从革命圣地――苏联，送来了春天的信息。他们热情地介绍了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情况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引导他阅读进步书刊，使他耳目一新，初步接受了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

他于一八八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出生于浙江省永嘉县表山乡的一个小康之家。取名恻尘，宇采臣，乳名日起，后来又名振中、朝寮。恻尘自幼聪颖，心灵手巧，但就是讨厌八股文，先生赞他为“奇孩子”。当他看到穷人受欺时，总要打抱不平，父母呵斥他:“不肖子！”十六岁入温州浙江第十中学读书，毕业后又到北京浙江学堂和杭州王氏工艺讲习所学习。周围的人常常听到他慷慨高歌，“中国男儿，要擎只手撑天空!睡狮千年，一夫挥臂万夫雄！”抒发救国教民的伟大抱负。

一九一0年郑恻尘回到温州，积极探索建立新式工业的道路。他抵押了田地房屋，创办“振亚肥皂公司”，虽失败在所不惜。为了表示与封建礼教誓不两立，他毅然剪发。守旧的顽固派讥讽他，恻尘反驳道，“这根猪尾巴又讨厌又难看，剪掉有何可惜?我不靠祖遗财产生活，而将来必为国家创造更大财富，以利国利民。”他还主张男女平等，为反对母亲包办的婚事，弃家出走。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郑恻尘到湖北投考革命军，参加了入伍生队赴前线作战。一九一二年转入湖北军官学咬。临近毕业时，他发现校内各树派系，追求高官厚禄，所谓“国民革命”，只是沽名钓誉的招牌而已。愤根之余回到抗州，可是这里也一样肮脏，他便愤然返回温州家乡。

一九二四年秋，谢文锦、胡公冕相继到温州开展工作，郑恻尘在他们的帮助教育下，以及从亲身经历中深切体会到，“实业救国”此路不通！他的思想产生了突变，从民主革命者成长为共产主义的战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十二月，成立了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直属在上海的党中央领导，郑恻尘是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们在温州城乡广泛宣传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成果，吸收党员、团员，进行积极的革命活动。当时党中央指令胡公冕招收青年去广东参加国民革命军，不料走漏了消息，敌人到处搜捕他，郑恻尘亲自护送他搭船赴沪，脱离险境。而输送青年去广州的重任就落到郑恻尘的肩上。他沉着机智，买通了“海晏”轮船上的帐房，设法送参军的青年分批离温。当送走第三批时，郑恻尘突然被捕，关押到随海道司令部。侧尘临危不惧，从容应付，经多方援救才被释放。

郑恻尘为人诚恳宽厚，大公无私，坚毅稳重，办事干练，深受同志们的信任和爱戴。当时党中央经常发来书报，可是经费奇缺，恻尘总是自己将款凑足，及时汇出。他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总是先替他人着想，从不顾及自己。

一九二五年初，国共合作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独立支部指定郑恻尘帮助筹建国民党永嘉县党部。他与国民党员王超凡洽商后，建立了国民党永嘉县党部，并被推为县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他积极组织工、农、妇、青、商等群众团体，由党团员担任骨干。不久，以王超凡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开始向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革命左派发动进攻。他们在《温州大公报》上歪曲事实，进行挑衅。在郑恻尘亲自指挥下，员工们砸毁了这个充当右派喉舌的报馆。一九二五年教，臭名昭著的西山会议派，阴谋排斥共产党代表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股阴风也刮到永嘉县。郑恻尘对右派的活动早有警惕，他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一方面在群众中大力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一充面在县党部临时紧急会议上同右派进行坚决的斗争，把弛们驳斥得理屈词穷，狼狈而走。国民党“二大”后，郑恻尘改组了永嘉县党部，清除了右派势力，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

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国民党右派更是处心积虑地进行破坏。一九二六年，党中央指示温州独立支部召开纪念“五卅”周年大会。王超凡等向当时的军阀密报共产党阴谋暴动，郑恻尘被骗到司令部扣留，大会也遭禁止。愤怒的群众冲到司令部门前，高呼口号，要求放人！恻尘在狱中也据理力争，迫使敌人不得不释放了他。大会如期举行，郑恻尘任主席，做了有关反帝的报告，会后列队游行，观者如堵，无不动容。在反帝爱国浪潮中，温州人民强烈要求收回洋人办教育和传教的特权，郑恻尘组织了这次斗争，驱逐传教士，收 回教会学校，狠狠打击了帝国主义分子的侵略气焰。

郑恻尘还处处保护工人的利益，关心他们的疾苦，帮助他们提高觉悟。例如他反对用停工和解雇来维持生产，而是提出减少高级职员的工资，自己以身作则，带头减少了工资。他深入群众，针对席广女工多的特点，举办工人夜校，使本来知识贫乏的女工有了很大进步，组织了工人小组，一九二六年下半年还建立了草席厂工会。

一九二六年六月至一九二七年初，由于革命的需要，郑恻尘往返温州、杭州、宁波之间，并作为国民党浙江省代表团成员之一，妥善解决了代表团迁温期间的一切安全、生活事宜，还协助到达温州的国民革命军十七军，为北伐军入浙做准备。一九二七年二月，北伐军进入杭州后，主持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工作的共产党员宣中华急电邀请郑恻尘去杭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商民部长兼杭州民众大会筹委会主任。他立即赴杭就任，并连续筹备了庆祝北伐胜利、省政府成立等大会，工作十分紧张。这时蒋介石一伙已在阴谋叛变，他们唆使流氓组织黄色工会与总工会捣乱，还制造了一起流血事件。在此危急的逆境中，郑恻尘一如既往坚持工作和斗争。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上午八时，国民党反动军警突然包围了杭州民生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搜捕共产党员与左派人士，但扑了空，旋即包围恻尘的住处(忠孝巷12号)，此处房屋较多，同住的还有我党干部与国民党左派如诸辅城(号慧僧，省政务委员会主席)、沈钧儒等。中午，该屋被包围，恻尘正在饭厅左边寝室内，而杭州地委书记庄文恭、地委宣传部长华林和国民党省党部组织部长潘枫涂等三人都在饭厅里，见状亦进入寝室，恻尘暗示他们躲进房后暗弄内，将门虚掩，自已躲进一张小床上。反动军警进来后，恻尘为了掩护暗弄内的三位同志，主动掀开帐子走出，对军警说，“我就是郑恻尘，走吧！”庄等三人始得脱险。一九六四年四月，华林同志在上海闵行红旗新村与胡识因谈及此事，他说：“恻尘同志这种舍己救人的品德，令人千秋万世感佩不已”。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凌晨，抗州陆军监狱内显得格外阴森。难友们焦灼不安地等待从深夜十一时就被提审的郑恻尘、宣中禅(宣中华之弟)和王宇椿归来。二时左右，突然传来了隐隐约约的枪声，大家的心猛往下沉，预感到不幸的事情已经发生。第二天看守透露，郑恻尘等三人及省工会主席何赤华等同时被秘密杀害。这一天，狱中全体同志沉浸在悲痛的哀思中。

侧尘开始被关押在东路军总指挥行营楼上，狱外好友买通了守卫，劝他只身越狱。他伯牵累同志，坚决拒绝了。当听到谢文锦、宣中华殉难的消息后，他写信给妻子胡识因说，“为革命坐牢牺牲是常有的事，你不要难过。”他这种将生死置之度外，决心为革命献身的崇高精神，深深感动和鼓舞了周围的同志。

一九二九年秋，胡识因从苏联回国，在杭州清泰门外荒郊找到了树有“日起”墓志的坟，另立了一块“郑恻尘府君之墓”的石碑于其上。一九五六年，浙江省民政厅将郑恻尘的遗骸移葬于南山公墓光荣丘第一号，重修了烈士墓。（《革命烈士传通讯》1984年0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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